为何“无代表，不纳税”正变得日益空洞？

“无代表，不纳税”这句话在教科书上定义明确，但在现实中，这句话正逐渐失去说服力。问题并不在于没有代表，而在于即便有了代表，国民的控制力也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结构性问题。

租税法律主义是将这一原则制度化的装置。其核心思想是：征税必须以法律为依据，而法律必须由国民的代表机构——国会制定。仅从形式上看，目前的征税都符合这一原则。问题在于“形式”与“实质”之间的鸿沟。

观察现行税法可以发现，核心标准往往不在法律本身，而是在施行令中。法律通常只提供一个框架，如“按施行令规定予以免税”或“由总统令规定”。实际上决定国民税收负担的标准，隐藏在行政部门制定的施行令、规则和告示中。这意味着国会只指明方向，而实质的“刀柄”却握在政府手中。

在这种结构下，租税法律主义原本意图实现的“代表性”意义被大大稀释。并不能仅仅因为法律的存在，就自动获得民主合法性。如果法律过度授权（委任），征税的实质性决定就不是在国会，而是在行政部门完成的。在国民看来，税收更像是根据“行政”而非“法律”在变动。

“无代表，不纳税”听起来遥远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在现实中，国民的代表似乎离政府比离国民更近。虽然国会议员由国民选出，但设计政策并垄断信息的却是行政部门和官僚组织。议员们往往处于审议政府提案的被动地位，很难脱离党派立场和政府基调。

特别是在税收和房地产等复杂的政策领域，这种倾向尤为明显。由于专业性和信息不对称，国会无法充分制衡行政部门，政府方案往往在大的框架下直接通过。国民的同意在多个环节中被稀释，责任归属也变得模糊不清。

这种以行政部门为中心的结构并非偶然。韩国从近代国家形成阶段开始，官僚体制和行政权力就先于议会得到了加强。经过殖民时期，中央集权式的官僚国家模式被移植；解放后，在战争与混乱中，以行政和军事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得以巩固。此后，经过开发独裁时期，国家运作最终定型为重视效率与速度的官僚中心模式。

民主化以后，政治权利虽然大幅扩大，但行政结构本身几乎没有改变。官僚组织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，甚至随着政策复杂性的增加，其影响力反而变得更强。虽然实现了民主化，但国家运作的核心轴心依然留在行政部门。

从这个背景来看，当今的征税虽然在形式上经过了代表，但实质上更接近于由行政部门决定的结构。因此，“无代表，不纳税”听起来显得空洞。这并非因为没有代表，而是因为通过代表进行的监督与控制已失效。

归根结底，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措辞或原则，而在于结构。要让租税法律主义真正发挥作用，法律必须包含实质性的标准，委任立法应当是例外而非惯例。只要代表性无法恢复，征税的合法性就将不断面临质疑。